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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其实很裸体
信息来源:中国创意同盟 文章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时间:2010-12-13

记者:你喜欢批判和反思。在你看来现在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怎样?如果允许你批判三次,你最想说的是什么——道德、信仰,还是性观念?

  陈丹青:如今可以被称作“文明”的社会现象,有好也有坏:前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粗暴的全民政治运动,算是过去了,但转换成另外一种普遍经验,就是贫富悬殊。“文革”的政治运动左右大家的命运,如今社会支配千万人命运的方式,以及奏效的程度,可能比“文革”更厉害:经济压力,还有恶性竞争。

  第一,我会说:远离机会主义—别用“批判”这个词,在我生存记忆中,说“批判”的永远是权力一方,它代表正确,然后批判你,你就是错的。可是我亲眼看到几十年的批判根本没用,那时候批私心,现在私心比任何时候更严重,更猖狂。我不敢说太大的范围,至少在文艺圈,普遍机会主义,背后当然是利益,一切以利益为选择,赤裸裸的机会主义。

  其次,我要远离麻痹。对他人的麻痹、对社会状况的麻痹。这种集体麻痹是双向的,一面先对自己麻痹,另一面,针对无数社会不公,尽量告诉自己:与我无关。这种集体麻痹扭转了我们那代人“国家大事”式的思维方式,这种麻痹的另一面是格外敏感:保护自己,为自己,自己最要紧——这是好的,是对过去的反动,但负面影响就是回避公共事务,最后受罪还是自己,同时回避良知。我看到卑鄙,看到人与人的利用、欺骗、怯懦,我很难克制自己不说出来。

  第三,比较难,就是尽可能“免于恐惧”。现在不是政治恐惧,而是怕失落,怕失败,怕错过机会。过去恐惧,因为政治钳制,今天恐惧,是恶性竞争,是无数潜规则:画卖不出去怎么办?考不进学校、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好工作、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对我来说,是胡说八道的后果是什么?我要抗拒这恐惧,我总算活到可以抗拒恐惧的年纪了,没有什么理由必须随时发抖,半夜惊醒:你知道,恐惧,有时也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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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在讲话时经常说粗话。在你看来那些粗话是道德评判还是智力评判?

  陈丹青:我用那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我瞧不起他,我鄙视。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我喜欢,我认同,也会说他“傻×”——我自己就是“傻×”。2003年后我的经济条件好转了,画价起来了,如果我喜欢钱,很现实,应该立刻停止写作,推掉所有事务,拼命画画,挣更多的钱。但我写得越来越多,从《退步集》开始几乎每年一本。写作比画画浪费时间,写一篇文章可以画十幅画,拿去换钱,但据说我有读者,我也居然真有话说,你知道,我靠写作赚的钱哪里能和卖画比,可是我不断写,还有比这更“傻×”的吗?

  我长期没单位,不大会注意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幸亏我长期不在这个生态里,“傻×”这个词不是在骂社会,骂某人,而是表达我的厌恶。我说粗话是少年时代的江湖经验,骂句粗口,抽根烟,觉得自己长大了,现在认真想想:为什么人到中年还这么粗鲁?很简单,实在厌恶周围的话语环境:平庸,无味,装孙子,世故,一本正经,我于是一句粗口扔过去,好比吐口唾沫。

  记者:你在这本书里写音乐:“文革”弄堂里的莫扎特、批斗会和抄家后的“卡门”、江西插队时的“黄河”……你被“文革”烫伤的印记想借艺术表达出来并触痛社会?

  陈丹青:“文革”弄堂里的莫扎特、抄家后的“卡门”、插队时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我的青春记忆,刚好这记忆和国家灾难绑一起了。但我会审慎传达这种双重记忆。我们当年讨厌老家伙一天到晚讲他们过去的光辉生涯,现在我也是老家伙了,不能卖经验。我能做的是换一种说法:描述,感性,但不控诉,不要有大结论。我不会用艺术去“触痛社会”,社会的“皮”厚着呢,根本不会“痛”,以为艺术会改变社会,仍然是革命年代的神话。问题是,革命年代的许多细节、质感,并未被描述,或者说,描述得很有限,很粗糙。那是无比细腻的人性经验,你写对了,读者会有感应。

  “文革”时听莫扎特、看托尔斯泰,是非常冲突的经验,荒诞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救了我,让我日后变成不一样的人。“文革”毁了太多的人,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摆脱毁劫的极少数人。描述“文革”,第一,不是展示伤痛,不要伤感主义;第二,要把少年记忆转化为细节。至于看过后对心灵有什么触动,我可无法预料。我遇到不少年轻人说喜欢读我的文字,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喜欢。我的假定读者是同代人,或者比我稍微年轻的一代,没想到“80后”、“90后”会读我的书。他们零零碎碎反馈给我:在你这里读到的痛苦,我们会觉得有趣!所以不是经验的问题,是如何表达经验。

  记者:欧洲艺术所内含的“人本主义”的来龙去脉,没有被切断过,但“文革”切断了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现在知识分子试图对文化与道德进行拯救,你愿意有所作为还是放弃、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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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哪里想过要去拯救!别忘记就好。我们这代人的话语都传染了当年的意识形态病毒:一开口就要正确,然后拯救你,改造你。其实那是权力语言,不是人的语言。拯救的原始概念来自基督教,它假定人有原罪,所以有拯救一说。后来拯救变成政治词语:你错了,我来拯救你。我现在跟年轻人说话,不能变成一个教员,不能传达道德压力。我跟读者分享人性经验,它折射时代、历史、国家,但再大的事件,最后留下的是那点人性。

  记者:“收徒莫若陈丹青”是指你对木心的推崇。除了木心,你还认谁?

  陈丹青:我认的人太多了。从高的层面说,“五四”时期的人物,古代的英雄豪杰,我都推崇。近的来说,今天有很多学者、艺术家,我也很推崇。小范围里,艺术家,像艾未未、蔡国强、韩寒、贾樟柯,都了不起。我很欣赏韩寒,倒不是因为叛逆,很多人都叛逆,但叛逆的姿态要好看,韩寒弄得很生动——开车、做博客、和媒体若即若离——我不愿说他年轻,他不很年轻了,27岁。胡适从美国回来时26岁,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韩寒和郭敬明刚好代表“80后”价值取向的两面:郭敬明要的是名声、钱、虚荣,这是好事情,我不想贬低他。“80后”懂得自己的利益,懂得如何展示利益,这在前几代人是没有的—我上媒体、我畅销、我打扮……个人意识从这里开始。韩寒代表另一面:一整套意识形态,一大堆花招动作,在他那儿完全无效。他的所有言说背后都是一个意思:别耍我,别跟我玩儿这一套。他在所有细节上轻轻一撩,就戳破了无所不在的谎言和虚伪。好几代人下来终于能做到这样了,了不起。我们小时候也叛逆,但没有人格参考,没有个人意识,我相信很多“80后”都有这种起码的意识,但韩寒特别精彩。

  记者:如果让你选,《外国音乐在外国》里最有趣的篇章是什么?

  陈丹青:容我简短说明: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李章先生在1992年让我写国外音乐见闻,发在一本杂志《音乐爱好者》上,我糊里糊涂开始写了,大概十来篇吧。到2001年,李章就结集出版《陈丹青音乐笔记》,但印量有限,发行做得少。这些年常有人问我哪里能买到“音乐笔记”,所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很早就打算出新版本。很感谢上海音乐出版社给出了版权,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原来的书名,就是取我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外国音乐在外国”。当时人在纽约,那么就谈谈外国音乐;回到中国又多了一层意思,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中国音乐也是“外国音乐”,所以是双向的“外国音乐”。我从来不好意思把旧版本随便弄弄就抛出去卖,所以去年很用心写了四篇新文章。写我这两年有机会去了两次维也纳,去了布拉格,还去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家,去了他们的墓地,听了三场歌剧,我就写。字数很多,几乎占了新书的一半,再加上好多新图片,还比较好意思变成一个新版本。至于哪篇更有趣,听读者意见吧。

  记者:对公众说一说你自己。有人说“优越感是陈丹青的败笔”,你有无辩解?

  陈丹青:不能说这指责没来由。这么些年到处胡说八道,难免伤害部分读者的神经,让人家自尊心不好受,被认为是“优越感”,而且是“败笔”。人抛头露面,就该挨骂,不用辩解的。骂我的许多话比这难听多了,这算很斯文的指责。我其实是个“裸体”的人,写到自己大致是坦率的,我的脾气、愚蠢,都会写。至于去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找回时间画画;再就是被允许说的话越来越少。哪天忽然说言论自由了,我可能什么事情都放下来,找个地方做媒体——当然,弄不好又是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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