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话国度的设计之重

当你徜徉德国首都柏林，感受着它的古典气息与现代文明时，也许会不小心被地上的铜片绊倒。这些铜片的正式名称言简意赅，就叫做“绊脚石”（Stolpersteine），是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发起的一个创意项目，旨在纪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惨遭纳粹迫害的正义之士。每一块“绊脚石”都由边长10厘米的混凝土块镶嵌黄铜片制成，铜版片上刻有被害人的姓名、被害时间、被害地点等信息。历史上的某一天，正是在今天每一块“绊脚石”所在的地方，他们被挟持送往集中营，走向生命的终结。“绊脚石”的设计，使得那些无端消失的被害者，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提醒着今天路过和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历史上那场无法抹去的腥风血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图1、2）
这一兼具纪念意义和设计创意的艺术项目并非一帆风顺，自1992年起，经过8年的酝酿和努力，才终于正式获得德国政府的许可。截止2012年，已经有超过35000块“绊脚石”被安置在德国乃至周边国家的城市街道中①，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非集中式”纪念碑。成果显而易见，争议也随之而来，除了出于政治目的的反对和极右主义势力的破坏，许多民间组织也对这种把受害者“踩在脚下”的纪念方式表达了怀疑，甚至抱怨“绊脚石”的出现使得周围房产开始贬值。

无独有偶，在柏林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设计师用一种含蓄而严肃的方式，纪念着曾经分割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柏林墙。设计师将柏林墙拆解成几大块，陈列在行人穿梭如织的广场，营造了特别的虚空间；而在拆除围墙后的路面上，还用石砖砌出分割线，以标明当年围墙横卧的位置（图3）。而最令世人震撼，知名度最高的德国纪念性设计，莫过于美国建筑家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设计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这件同样位于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设计作品占地面积近150平米，修建于希特勒总理府遗址之上。2711座高低不等的混凝土石碑构成了一幅与城市风景格格不入的异质空间，似乎也映射着德意志民族那段不堪回首的纳粹历史。艾森曼放弃了象征性符号的采用和大量文字的灌输，而是调动参观者的双脚，引导人们走进碑林去获得属于自己的对于纪念碑的体验认知。这些碑石形成波浪状，又同时凹陷于两旁街道，尤其在一人独立行走时更容易产生无助感，使人有一种陷入圈套的感觉，希望参观者能被纪念碑的表现力所感染，并有所感动而从中得到启示②。（图4-5）

类似的纪念设计作品在柏林城中还有许多，比如焚书纪念碑③（图6）、犹太博物馆④、柏林墙档案馆⑤，以及国会大厦前的铸铁纪念碑⑥、国会建筑群河岸边的十字架栏杆⑦等。它们都被倾注以极大的设计意匠和严肃的历史态度，但也因耗费颇多或占据宝贵的城市空间，而引发德国社会不少的争论。设计艺术并非都是明快鲜活的，当它所连接的对象是沧桑的历史，就天然地使这些作品如桎梏般沉重。
二、历史的“枷锁”释放未来
排除极端言论，德国的这些设计作品所引发的讨论与批判，大多集中于对当下德国普通人的善意思考。部分人的争论在于：这些建筑、城市公共艺术作品的出现，也许对于旅行者是一种介绍城市历史的良好方式，但是对于当今德国人是否恰当合适？这些从没有端过枪，甚至没有残害一只小动物的普通人，每天穿行在城市中展开一天的生活时，被强迫面对如此沧桑沉重的历史，是否公平？更有人未雨绸缪似的表示，如果长期被这种氛围熏陶，也许还会产生“见怪不怪”的反面效果。对于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前柏林市长艾伯哈·迪根在批评这项提议时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这岂不是要把柏林变成悼念之都？”⑧
但是，正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历背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有其发展进步的轨迹。人类并不是宇宙中横空出世的物种，一段极具意义的历史又怎能被选择性遗忘？这些设计师、艺术家的作品与其说挑战了现代人的权利，毋宁说是对全体人类的终极关怀。只是，这关怀中的阵痛，必须有人来承担。德姆尼希本人对他的作品就解释道，“‘绊脚石’的存在并不会把人的身体绊倒，而是在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都是人类文明之路上的“绊脚石”。当它从抽象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具象类似“绊脚石”这样的实体时，就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个人和整体社会对待历史的态度。
今日的生活必然来源于历史的演变，当下的行动也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想要在错综复杂的时代变幻中缕出头绪，进而客观、正确地认识固然不易，但盲目的斩断更不可取。我国虽然有着无可辩驳的灿烂历史，但是对于历史的展示和传承，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既有的展现历史的手法，大多借助于博物馆、历史教科书等传统载体。网络、电影纪录片等形式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效果仍不足以替代能近距离观看甚至触摸的实物媒介。这种将历史封存在某个特定范围之内的方法，就在历史与真实生活间，横亘了一条明晰的界限。出了博物馆，合上书本，电影散场，一切又似乎都与我无关，更不屑说那“日新月异”的城市天际线所造成的认知困惑。长此以往，我们如何坚定的指出这片与祖先共同生活过的土地，又如何确定自身的主体性呢？德国设计师与艺术家们将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从博物馆、书本中抽出，经过设计的手法，重新灌输进原本简单的石块、钢铁、玻璃等材料中，让沉默的历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所感知。
现代社会，不断膨胀的人类欲望与有限的地球资源之间出现了难以填补的鸿沟。丰裕社会中的人更加注重自身的权利和自由，并通过消费获取自我肯定，与沧桑历史之间渐行渐远。网络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运行速度，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巨变，人类文明似乎也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不断迈进。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矛盾成为整个时代的问题。
设计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沉重历史材料与传道授业的目的之间，设计亦可以是一种很好的调和媒介。它的优势在于能以具有灵感的、美学的、易于理解的和印象深刻的方式，将话语重新解读并提升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些设计看似是用历史材料为现代生活锻造了一个沉重的脚镣，但其实是一种把心中犹疑不定的负担沉淀下来，进而让精神走过带有阵痛的蝉蜕过程，使得灵魂能够净化、起跳、飞跃。
三、技法解读历史，思想推动时代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纪念碑前为死难者敬献花圈，并下跪谢罪。“华沙之跪”极大地提高了德国的国家形象，是德国向世界认罪的标志，也是象征德国回到世界大家庭的里程碑。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⑨。在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随后的调查中显示，认为总理的这一做法太出格的人数比例为48%，而认为恰当的人数比例为41%⑩。由此可见，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并非一蹴而就，德国政界学界设计界对于二战的谢罪而做出的努力仍十分必要。德国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技法让包括德国民众在内的所有人，能以理性、直观、真切的方式认识历史。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不敢说”“不想说”和“不会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当然，设计技法的背后是由一整套的思想推动实施的，作为连接物质与精神的设计活动，从一诞生起，就注定受到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意志等方面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更高层面的设计活动甚至直接作为政治活动的延续而存在，成为表达话语的手段。如若不然，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设计探索，就不会受到政治上反动的纳粹政府的破坏。而上文中所述及的相关项目，也大多受到国家意志的推动才得以顺利地推动开来。德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了战后德国需要一种诚恳的悔罪态度，进而重新面对欧洲，面对世界。
德国的成功回归，是国家层面与民间有良知人士的共同推动，是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双保险”。设计摆脱不了时代的影响，但是设计师却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在社会风气甚至上层建筑发生偏离的情况下，设计如何发挥其能动作用，去影响和改善时代，而不被时代所绑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正因如此，德国政府力排众议，以决然的精神推动这些历史纪念性设计作品的实现，其行为本身就值得世界尊敬。
设计是实践与理论支撑的二元统一体。被操纵的、盲目的实践容易诱发问题，变质为罪人的帮凶。消费主义至上派生出的“有计划废止制度”的不良影响，至今仍没有缓解。当今的工业文明爆发出了庞大的生产力，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设计行为本身具有远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强大的潜能。这些正在缓慢释放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科技探索、工业造物等领域，更体现在文化、道德层面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改良。而这种力量的持有者、施展者是谁，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技法固然重要，但是设计师本人却不同于他手中没有思想的画笔。作为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我们理应为设计追求其应有的能动性、话语权和文化地位，进而用设计的诚意融化社会的坚冰。
结语
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历史的错误就是刻在人类文明上的刀痕。散落在德国国内的这些设计作品，是对错误的反省，也是加在德国后代人身上的紧箍咒。但如此诚恳的态度，反而解放了当代德国，使其回归国际社会。对于沉重历史话题的勇敢面对，是德国扛起历史重任的昭显，也是设计的成功。德国用设计手法对于往昔罪孽、痛苦、耻辱的历史进行了正确的解读，解放了自己的明天，不仅值得世界上具有类似情况的国家和民族学习，也值得所有仍被“历史枷锁”羁绊的人们思考。
如果说设计方法和具体操作是“手”，那么理论就是“头脑”，就是指导行为的思想。即便不能摆脱社会其他因素揉和而成的襁褓，但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设计行为，也应尽其可能地凭借理智、历史责任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来分辨有所为及有所不为。中国当代作家路遥曾说过：“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设计，又何尝不是呢？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Stolpersteine
②梁祝. 纪念性设计中的视觉传达研究[D]. 合肥工业大学. 2013.
③1933年5月10日，褐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受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使，在柏林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进行焚书活动，烧毁了包括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海涅、卡尔·马克斯等作家在内
的约两万本书籍，是德国文化的浩劫。1995年，柏林市政府邀请以色列艺术家米夏·乌尔曼（Micha Ullman）设计了一座“地下图书馆”。主体为一个摆放有白色空书架的长宽7米，深5米的地下室。
其顶部盖有约1米见方的透明玻璃，与广场地面平齐。空书架的容量恰好为当年被焚书籍的数量，具有鲜明的纪念和警示意义。
④由新旧两栋建筑组成，新馆部分为波兰裔美国建筑师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设计，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该作品又称“两线之间”（Between the Line），隐喻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紧密
相连的历史关系，象征“理想人生”和“现实人生”之间的矛盾，是展示德国犹太人两千年历史的重要场所。
⑤设计者为建筑师科尔霍夫（Kohlhoff and Kohlhoff），位于柏林柏恩瑙街，1999年11月9日开馆。馆内记录着自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建设起，至东西德统一期间，东西柏林分裂的历史。
⑥位于柏林国会大厦（Der Deutsche Bundestag）前广场，由96片铸铁排列而成，以纪念1933年惨遭纳粹处决的96名国会议员。
⑦ 国会建筑群河岸边的栏杆，为黑底白色十字造型，用以纪念东西德分裂时期，被射杀的越界东柏林人。
⑧ 张吉,张宏建. 体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J]. 建筑与文化. 2008(3):92.
⑨ 景德祥. 德国：反思历史，一波三折[J]. 世界知识. 2005(21):38.
⑩ 数据来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Kniefall_von_Wars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