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夕，美国当代最知名的波普艺术家Jeff Koons接受钟表品牌Ikepod的邀请，设计并推出了“Cannonballs”Horizon HHTJK腕表。这款限量发售10款的手表，每块售价高达51,833美元。与此同时，着名建筑设计师Frank Gehry也正忙于Louis Vuitton的创意基金会设计项目。这个主题为“Foundation Louis Vuitton：建筑概念”的创意空间，将于2011年与公众见面。
而就在Jeff Koons正在为Ikepod描绘设计草图的时候，中国知名当代艺术家卢昊与法拉利合作的599中国限量版艺术典藏跑车也大张旗鼓地上市了。这个系列中唯一一辆以哥窑开片陶瓷花纹作为外表皮设计的跑车，由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1100万元高价落槌。这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周铁海。作为与Louis Vuitton合作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其设计的艺术橱窗及两幅名画——《我的作品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和《中国又来了一个顾磊克》在当时的艺术界和奢侈品界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而卢昊的599“中国”限量系列跑车所获得的专业认可，却远不如它取得的商业成功那样客观。
是双赢，还是“借人上位”？
一边是崇尚自由的艺术家，另一边是成功的商业操手——在屡见不鲜的“奢侈品大牌+着名艺术家”合作模式背后，两者是否真的“合拍”？虽然强强联手让双方都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探其究竟，奢侈品牌和艺术，是谁踩着谁的肩膀上位？
以宋代哥窑开片瓷纹为设计灵感，将温润的冰玉色为漆底，上面精心绘制了深浅错落、含蓄幽雅的哥窑开片瓷纹图案——这辆独一无二的法拉利跑车，最终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户高价竞得。对于所得的设计费用，卢昊表示会捐献给中国的当代艺术机构。
而面对“谁借谁上位”的质疑，这位曾经担任过2009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艺术家则掐掉了手中的烟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说道：“我认为这更像是一场双赢。当时，法拉利的工作人员，希望我能在一个有效期限内提交三个备选设计方案。开片陶瓷的创意从我脑海中闪过以后，我便立刻认定了这套方案，不再做其他设计方案。没想到，法拉利的全球总裁立即同意了，并以最快的速度调配人员协助我开始后期工作。我和法拉利之间的合作，没有谁的本意是借助另一方‘抬高身价’。至于最后的拍卖价格，是市场决定的。只能说，那是我和法拉利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过去曾被称为“中国真正意义上最纯粹的观念艺术家”的周铁海，在与LV的合作后也备受争议。他为LV创作《中国又来了一个顾磊克》，部分艺术评论人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家向时尚，向商业低头的做法。对此，周铁海认为国际品牌与艺术家合作是中国艺术界的“利好”消息。这些都意味着在全球商品生产的产业链中，中国从“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创意的前端。
周铁海表示：“艺术家与奢侈品不仅仅是金钱的关系，双方在文化上的互相融合才是最有价值的。设计橱窗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艺术行为，这个机会也打开了我的创作思路。”
知名艺术经纪人黄燎原表示，“这种合作对品牌和艺术家而言无疑达到了一个互相推广，互相助力，最终双赢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在国外有许多。”
“艺术家+奢侈品”的尴尬
艺术与商业的亲密由来已久：美国“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受到BMW的邀请，为当时的M1赛车设计外表，获得如潮好评。47岁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与LV合作，推出的樱桃包让两者名利双收。去年，两者又携手推出”Multicolor Spring Pallet”联名系列，并由村上隆负责LV日本东京表参道旗舰店内的装置艺术与整体设计，将合作发展到一种更深的层次。
相对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中国当代艺术家与奢侈品的合作仍属于这个领域内的“新鲜血液”。面对这种新型的商业合作模式，中国艺术家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掌握跨界的商业尺度。这是他们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遭遇的第一种尴尬。
关于艺术家与商业合作的性质，卢昊的回答十分直白：“艺术品就是商品，再好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再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是有价格出售的。艺术家与奢侈品牌没有必要割裂开来。一件艺术品只有在市场上流通，它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艺术又将高雅和美感带入到商品中，何乐而不为呢？”黄燎原表示“在国外，这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而在中国，奢侈品牌与艺术家的联手则晚了许多年。虽然有许多负面评论，但这种合作是大势所趋。”
尽管奢侈品十分热衷于与艺术家的合作，但产品本身给艺术创作带来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是艺术家跨界迈向奢侈品时，遭遇到的第二种尴尬。无论是安迪·沃霍尔，还是卢昊，他们在跑车面前进行的“艺术创作”永远只能停留在车的表面。
“停留在表面的艺术创作’既不是艺术家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艺术家自己的问题。”卢昊说：“艺术家需要一个自主、自由的发挥空间，把作品实现出来。在合作时，如果对象为这件事设置无数条条框框，在某种情况下就会限制艺术家的想法，这是非常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