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锡杰在台湾功成名就时，去美国从摄影助理做起；在纽约闯荡得有声有色之后，又抛开一切前往欧洲流浪。他被誉为“台湾现代摄影第一人”；法国最权威的艺术出版社之一艺文出版社（Cercle de Art）给他的评价是：“当80 年代欧美专业摄影界还在讨论黑白摄影的艺术性时，柯锡杰已经证实了彩色摄影时代的来临”。
1979 年夏，美国纽约。整整两个月，柯锡杰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不接电话，不见人。两个月后，他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的前一晚，他请同在纽约的好友吃饭，其中包括雕塑家蔡文颖和画家韩湘宁；听说柯锡杰要走，他们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柯，你疯了，你要在这时候放弃到手的成就？！”柯锡杰只是微笑，没有回答。不过他决心很坚定。工作室已经卖了，12000 美元，一半给自己，一半留给刚刚离了婚的前妻。没有退路了，他准备回台湾。不过在回去之前，他决定将自己完全“放空”。他要去欧洲流浪，“如果就此不知所终，醉死在英国乡下某个不知名小酒馆里，也算死而无憾了”。这样的想法，竟然是产生在柯锡杰职业生涯的全盛时期。
1967 年，38 岁的柯锡杰从台湾来到纽约。经过近12 年的奋斗，他成为一位颇具声誉的商业摄影师。他为《Vogue》、《Bazzar》、《House Beautiful》等一线杂志拍摄广告大片，一页作品的价钱往往能达到上千美元；美国绿卡也早就拿到了，出面帮他申请绿卡的人是作家诺曼·梅勒，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在纽约的第三年，他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位于曼哈顿下城附近的SOHO 区，对面是毕加索女儿的工作室，还有安迪·沃霍尔的工作室，后者当时还不像今天这样出名，“他在日本的展览就是我拍的，那时候，我们还是有点看不上他，觉得他的东西都是二手货，真正好的东西，应该是有原创性的才对”。柯锡杰笑着说，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当时没留下几件沃霍尔的作品，“现在一件就能值上千万了”。
不过柯锡杰自己本来也有机会成为沃霍尔那样“昂贵”的艺术家。一位在圈内很资深的犹太裔经纪人此前曾找到他，希望跟他合作，许诺能帮他日进斗金；模特们也爱着他，商业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从来不缺美女，那些美人儿来自世界各地，作风开放，常常在工作之后投怀送抱，见多不怪的柯锡杰也来者不拒。但突然有一天，柯锡杰觉得没意思了。他意识到，这样纵情声色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于是只带了一架相机、两只镜头、几本书，开着一辆二手福斯老爷车，柯锡杰只身离开了美国。那一年，他刚好50 岁。
2009 年10 月，柯锡杰的新书《心的世界》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半是自传，半是摄影集。在书里，当柯锡杰提及自己从纽约离开的境况时说，虽然他在商业摄影领域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并不能从中感受到创作的自由，他想去拍大自然，或真正符合他内心的内容，比如沙漠和寒地那样极端地带的风景。“我50岁了，人生却仿佛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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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拍摄心中的自然
柯锡杰一路向南。
从荷兰，到西班牙，再到意大利、希腊，直至北非，他花了8 个月的时间流浪，没有工作，没有计划，甚至没有确定的路线或地图。饿了，就停下来炒一盘番茄炒蛋，就一瓶啤酒；困了，就随便把车停在一处好风景的地方，在车上睡；脏了，就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露天洗澡。刚开始，柯锡杰感觉孤单、虚浮，但越接近阳光灿烂的南欧，他越感到自由。
他用所有的时间拍照。看到喜欢的景色就拍下来，看到有意思的路人也拍下来；他会为一处风景不停地按下快门，也会为一个镜头等上一整天。他的相框里开始出现简单而安静的画面：天空、树木、海、屋舍、墙壁、伶仃独行的人、地面上空荡荡的长椅……这段时间里，他的作品结构干净、色彩对比强烈，但画面之外却又充满感情和力量。《行》、《树与墙》、《老祖母玛利亚》、《葡萄牙房子》、《等待维纳斯》等，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 行》是柯锡杰在突尼斯的一个小村落里拍的。背景是一片相联的天地，仿佛没有边界。一个骑驴的突尼斯女人穿着一身白衣，在猎猎的风中越走越远。柯锡杰当时正在车里，面对这样的画面仿佛突然看到了漂泊的自己，于是来不及摇下车窗，就在车里拍下了这张照片。
等他还想打开车门多拍几张时，骑驴的女人已经消失在地平线尽头。《等待维纳斯》则是柯锡杰欧洲之行中拍摄的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那是一张夏天的爱琴海的照片。柯锡杰在海边徘徊，在他的取景框里，他看到一片湛蓝的海，上面是同样碧蓝的天，左边，一截白色建筑的墙壁进入景框中，朱红的木窗是整个画面中最鲜艳的部分。徘徊了20多分钟，柯锡杰还是拍下了这张照片，不过当时他很疑惑，这画面干净、单纯，在视觉上很美，可是它真的有意思么？柯锡杰很喜欢这张作品，却说不清这张照片感动他的地方在哪里，直到他的好朋友郑愁予听到这张照片的故事后，才一语点醒照片中那种呼之欲出的感染力：“爱琴海是维纳斯出现的地方，你在等待维纳斯。”于是这张照片就被命名为《等待维纳斯》。
在路上，他也会时常把作品寄给在纽约的朋友。这些作品在纽约很受欢迎，于是一位经营画廊的朋友便为柯锡杰的新风格创造了一个专门的概念：心像摄影。而更为普遍的认可是，柯锡杰在流浪欧洲的途中，创造了极简主义的新摄影风格。
1994 年，世界知名的纽约汉默画廊为柯锡杰举办摄影展，在此之前，曾因代理毕加索、梵高作品而着名的汉默画廊，还从未展出过摄影作品。
之后，法国最权威的艺术出版社之一艺文出版社（Cercle de Art）出版了一套艺术丛书，油画卷中收纳了毕加索、梵高、莫奈等画家，而与之并列、只有寥寥数人的摄影卷中，柯锡杰名列其中，这也是那套丛书中唯一在编的中国人。出版社在《论述柯锡杰》一书中，给柯锡杰的评价是：“当80 年代欧美专业摄影界还在讨论黑白摄影的艺术性时，柯锡杰已经证实了彩色摄影时代的来临。”
然而柯锡杰其实从未刻意寻找过什么“极简主义”风格。去年12 月初，已经80 岁的柯锡杰来到上海，为他的《心的视界》一书做签名售书活动。柯锡杰说，他从来都不了解什么学院派之类的概念，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去拍摄。在欧洲的游历，令他感觉到那种无拘无束的创作感，和在美国时那种步步按照要求来的商业摄影迥然不同，“没有预先要求和设想的摄影，才更接近艺术吧”。要说欧洲之行给他带来什么变化，那就是“从此我的相机框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了。”
不断离开
从纽约到欧洲，那次游历，后来被柯锡杰看作是他人生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但却并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转折点”。
“自小，自由一直眷顾着我。”柯锡杰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正是为了这种“自由”，他曾一次又一次地从生活的常轨中离开，去碰撞更新的世界。
他因为“自由”选择而付出的第一次代价，是入伍，然后做了逃兵。1929 年，柯锡杰出生在台南一户商人家庭。自小优越而宽松的环境，令他养成一种开朗而又无所拘束的性情。专科毕业后，柯锡杰去了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相机，并从此沉迷于摄影。好在当时的公司主管十分关照他，柯锡杰因为摄影的关系，没什么心思工作，主管也都随他了，甚至还批条子为他搞了一间暗房，供他摸索学习。不久，这样的生活就随着他准备参军入伍而告结束。1950 年，他和好朋友刘生容一起参了军。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俩都是出身富足的文艺青年，对军旅生活怀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可是到军营没多久，他们的梦想就破灭了。当时军营中腐败而刻板的生活令柯锡杰很失望，他和刘生容商量着决定做逃兵。出逃之后，两人在外面东躲西藏了18 个月，穷途末路，最终决定自首；自首的结果是18 个月劳役和13 个月的补服兵役。“20 岁进去，26 岁出来，我的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柯锡杰现在并不讳言那段逃兵经历，在他看来，正是那一段磨练令他日后在面对转变或绝境时，才会那样豁达和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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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之后，柯锡杰还是没放弃他的摄影理想。他结了婚，和妻子一起开了家照相馆，但是在他内心，却很想去日本留学，继续学习摄影技
术。30 岁，柯锡杰如愿到了日本，进入东京最权威的摄影学校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进修。两年后，学业结束，柯锡杰回到台湾。
那时候，台湾的文化氛围正在从凝滞走向“反传统文化浪潮”兴起，白先勇、李敖等，都是从那次文化浪潮中走出来，逐渐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中坚力量。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柯锡杰结识了顾献梁。顾献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的艺术评论家，不仅在台湾发掘了很多艺术人才，还接受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邀请，去清华担任艺术顾问，并开授“艺术欣赏”课程，直到逝世。柯锡杰就是当时顾献梁发掘的人才之一。
从日本回来，毫无门路的柯锡杰先是又申请去碱业公司上班，然后在上班之余到处拍照。他开始认识一些和他摄影观念相似的青年，大家一起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画廊里办了个摄影展。刚好从台北来台南的顾献梁看到了柯锡杰的作品，并毫无保留地给予称赞，推荐他开办第二次个展。这次个展，使柯锡杰的作品开始进入艺术馆。
“在中国的摄影史上，郎静山先生已经光彩地完成了他个人和时代的使命……然而我们始终停留在寻觅‘优美’或‘散文美’或‘平面美’的时期。柯锡杰却是我们眼前最勇敢、最努力向这个新时代新方向迈进的一位少壮摄影艺术家。”这段话来自顾献梁为柯锡杰摄影展写的序言。
柯锡杰在台湾摄影界一夕成名。顾献梁将他从台南邀请到台北，当时台湾广告界的开创者许丙棠也十分欣赏柯锡杰的才华，聘请他担任自己广告公司的部门主管。从1963 年到1967 年，柯锡杰在台湾摸索自己的摄影风格，同时也在广告摄影界获得成功。那时候，别人拍一张广告摄影只收费500 元，而柯锡杰的作品已经达到5000 元。
除了广告摄影，柯锡杰还为一批当时活跃在台湾的艺术家拍肖像，包括女指挥家郭美贞、舞蹈家黄忠良夫妇和雕塑家杨英风等。和别的摄影师不同，柯锡杰的摄影常常能表现出那些艺术家的神采。比如郭美贞，她个头娇小，但是站在指挥台上时，却有一种自信和霸气。为了捕捉这种神采，柯锡杰就蹲在地上，捕捉她一手高举指挥棒，圆睁双眼、大张嘴巴的样子。这张照片被命名为“女暴君”，柯锡杰抓拍的瞬间成了郭美贞最经典的形象。
而为黄忠良夫妇拍摄舞姿时，柯锡杰从不带他们去打足灯光的摄影棚，而是让他们去野外起舞。在柯锡杰的照片中，黄忠良夫妇跳起来的姿态仿佛就要乘风而去一样，柯锡杰将这张照片命名为“风筝”。因为这张照片，黄忠良和柯锡杰成为很好的朋友。1967 年，黄受邀去夏威夷大学参加艺术表演节，他们的舞蹈照片也同时在夏威夷的一家纪念馆里展出。黄忠良动用了各种关系，帮柯锡杰搞到一张去美国的邀请函。柯锡杰想去美国发展的梦想，因为这一契机，重新复苏起来。
这一次离开，柯锡杰38 岁。丢掉工作室和在台湾最高薪的商业摄影师地位，去美国从摄影助理做起。离开台湾的决定，实际上比后来离开纽约更艰难。
离台前夕，画家顾重光、简锡圭以及音乐家许常惠为他饯行。柯锡杰情绪很复杂。他喝醉了，脱光衣服跑到街灯下号啕大哭，边哭边说：“要离开家乡了，要离开这些好朋友了……”许常惠至今还拿这件事取笑柯锡杰：“脱光就算了，还要跑到最亮的街灯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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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辜振甫羡慕的人
结束了在欧洲的流浪，柯锡杰回到台湾。
年轻时千方百计地想离开，到最终回来，对于50 岁的柯锡杰来说，台湾开始让他感觉到一种责任感。
就在他决定离开纽约之前，台湾传来顾献梁去世的消息。柯锡杰很痛心，也很愧疚。顾献梁生前多次希望他回台湾，柯锡杰没做到，顾献梁的去世，让他下了回家乡的决心。
1980 和1981 年，两年的时间里，柯锡杰在台北的美国文化中心、龙门画廊、版画家画廊举办了三次个展，并在整个台湾省演讲“摄影美学”。年轻人蜂拥参加他的摄影展，林清玄那时正是台湾一家报纸的文艺记者，在他的报道里，称那盛况为“观赏的风暴”。柯锡杰那时已被看作“台湾现代摄影的鼻祖”，极大地开拓了台湾摄影青年的眼界。
尽管盛名在前，回到台湾后的柯锡杰仍然过着一种率性、天真的生活。52岁时，他认识了28 岁的年轻舞蹈家樊洁兮，于是认认真真地谈起了恋爱。送玫瑰花、打电话、发电报传短信、一起喝啤酒，柯锡杰在樊洁兮那里找到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花了大约3 年时间，柯锡杰终于让樊洁兮答应嫁给自己，而最后促成他们姻缘的，居然是一幅他在欧洲拍摄的摄影作品。
那张照片是《树与墙》。在暗色的背景下，一面白墙和一棵开满白花的树占满了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樊洁兮带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去看这幅作品，这之前，他们的关系一直遭到樊母的反对。但是看到这张照片，樊母就不再坚持了。“能拍出这样照片的人，应该不会是一个不顾家的二百五。”80岁的柯锡杰现在聊到那段往事，还是忍不住满脸得意。
婚后，除了和妻子一起研究新的“敦煌”舞蹈，摄影还是柯锡杰最重要的工作。2000 年前后，柯锡杰拍了一系列台湾的名人肖像，其中就有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其实柯锡杰一直都很想拍辜振甫，但又一直觉得辜振甫是个很大的人物，没来由答应给他拍。后来柯锡杰和辜振甫的弟弟辜伟甫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由辜伟甫转达，辜振甫欣然答应了柯锡杰的拍摄请求。
“他是个很好的人啊！”说起辜振甫，柯锡杰还是很感慨。他先去了辜振甫家中，那时他自己也70 多了，辜振甫一见面就对有些紧张的柯锡杰说：“柯老，我很羡慕你啊！”原来辜振甫已经听说了柯锡杰所有的经历，他说：“我很羡慕你去流浪，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想这样去游历，想了很多年，就是没办法啊！”说起那段往事，柯锡杰感叹： “他是那么了不起的人，却羡慕我。是啊，流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啊，他一成年就有6 个董事长的位置在等着他，他怎么可能像我一样游荡？”辜振甫在柯锡杰的镜头前丢掉了所有的头衔，变成一位“可爱的”老人，一位长辈。他们在一起谈京剧，谈柯锡杰8 个月的欧洲流浪记，于是，一个儒雅慈祥的辜振甫，永远留在了柯锡杰的相纸上。2005 年辜振甫去世，这张照片被他的家人选为纪念照。
12 月初的上海，柯锡杰的新书发布会在徐家汇的一家书店内举行。柯锡杰看上去就像一位普通的台湾老人，圆脸，银发如雪，回答问题时始终微笑着，表情像个孩子。他的妻子陪着他，坐在一边，柯锡杰说着说着就会转过脸去看她一眼。
“你作品这样感人，它的技巧在哪里？”有年轻的摄影爱好者问。“我的作品没有什么技巧，只是和你看到什么有关。人要保持心灵的洁净，心是干净的，你看到的东西就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