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媒体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自由摄影师这一职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他们得自己承担拍照的差旅费和伙食费。如果没有媒体买，就等于白拍。虽然现况不妙，仍有为数不少的自由摄影师为理想而坚持。费加罗图片社摄影师Bruno Morandi 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背着近70 斤重的东西在全世界各地跋涉。近日他自费来中国拍照期间，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畅叙身为自由摄影师的个中甘苦。他说：“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觉得很舒适。”

　　自由摄影师越来越不好当了。网络的发达、摄影器材的先进和普及使得人人都有了担当摄影师的可能。
　　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后，《巴黎竞赛画报》把手机拍摄的爆炸图片放在了头版。这一事件无形中暗示着：摄影师的重要性是否已大打折扣？传统媒体的财务状况越来越不乐观，它们也越来越不会出钱请一个自由摄影师去拍照片专题了，大多数自由摄影师都得自己解决拍照的差旅费和伙食费。拍照的性质就跟赌博差不多，如果没有媒体愿意买，就等于白拍。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BrunoMorandi 也无法在摄影地位下降的历史潮流中明哲保身。在采访前，对旅游摄影师这个职业的艳羡主导了我对Bruno的印象：背着巨大的背包，迈着孤独的脚步，走遍世界每一个或美妙绝伦或风姿绰约的角落，把美景留在镜头里，把背影留给世人，无拘无束，浪迹天涯。见到Bruno 之后才发现，旅游摄影师留给世人的照片背后有说不完的艰辛。
　　这次来中国拍照是他自己出的钱，如果找不到会英语的向导，他很难和当地人沟通；虽然患有严重的腰肌劳损，却经常要凌晨五点钟就起床，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跋山涉水；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奔波，只有三个月时间在巴黎家中度过。
　　旅游摄影师这一职业往往有一个共性——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面对他拍的一张或一组照片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如今这个年代，哪怕是曾经拍出过震惊世界的照片的摄影师，也可能要担心照片的出路问题了。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一组外国摄影师的照片在中国通常可以卖出2 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可现在，如果一组照片能卖到5000 块，图片社就高兴得要开香槟祝贺了。着名战地摄影师Michel Setboun 拍过的一幅萨达姆肖像，曾经登上过全世界104本杂志的封面，他曾被子弹射中大腿，从战场上载誉归来，可是由于财务状况不佳，只能转行拍风花雪月；全世界最着名的时尚摄影师之一安妮·莱布维茨，因为欠债2400 万美元面临破产；坚持拍照的摄影师越来越少，有的干脆退休回家种土豆。
　　相比之下，Bruno 还算幸运，他一直在坚持。2002 年，Bruno 所拍摄的托斯卡纳风景刊登在《文明》杂志上，那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Bruno 的摄影风格很受中国杂志欢迎，因为他的照片色彩明快，表现的都是世界最美好、最精彩、最神圣的一面，无意中满足了中国大多数生活时尚类杂志的需求。对中国的喜爱也让他成了中国的常客，云南、贵州和广西是他最喜欢的中国省份。10 月底，他再度来到中国取景，并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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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神韵
　　Bruno 作品里的颜色像不小心泼出去的颜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他故意选择那些能造成强烈视觉冲击的场景和构图，照片像被赋予了无穷的生命力。
　　早年，Bruno 尝试过黑白摄影，但黑白两色无法完整地传递照片信息。“而且，黑白摄影太容易了，因为它很容易抹掉一些相近颜色的区别；彩色摄影对摄影师的挑战更大，需要对色彩有更好的掌控力。”
　　Bruno 最喜爱的摄影师、被他称为“大师”的亨利·卡蒂尔- 布列松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黑白摄影师。如果不考虑彩色和黑白的差别，从Bruno 作品中依稀可见布列松的影响。
　　Bruno 最有名的摄影系列之一是印度拉贾斯坦邦的纱丽印染女工。他用了四天时间观察那些印染女工的生活，拍出了颜色饱满得几乎要滴下染料的惊艳之作。已经染色待干的巨幅纱丽垂挂下来，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的女工随意地晾晒和折叠，让人联想起印度的充裕阳光。这样的照片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大了挂在墙上或者相框里的。
　　Bruno 把游历印度的经历融入了一本《印度的色彩》图册里，这是一本20厘米×20 厘米的小书。火红的辣椒让人联想到诱人的当地美食；焦特布尔是个蓝色之城，据说蓝色是最高种姓“婆罗门”的专属颜色。婆罗门把自己的房子涂成靓蓝色，来凸显自己的高贵身份。慢慢地，非婆罗门姓的家庭也把房子涂成蓝色；拉贾斯坦邦的传统绘画艺术“曼达塔”和“塔巴”绘制在走廊或门廊上，这些充满线条的活力全部出自妇女之手。最有趣的当属印度一年一度的色彩节，印度语中发音为“Holi”，每年的这一天，人们会用类似水枪的工具把各种色彩喷涂在别人身上，据说幸福会随着色彩一起传递。
　　在尼泊尔的rana tharu，Bruno 被当地少女的民族服装吸引了。与其称其为衣服，不如称之为色彩的拼贴。每件衣服上都有不止10 种颜色，再配以玎玲作响的银色配饰，让人眼花缭乱。“ 彩色赋予了照片某种神韵。”Bruno 对自己的作品这样概括。
　　Bruno 的作品在《国家地理》、Ulysse、Gala、《费加罗杂志》、DS 以及VSD 等杂志上发表。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的图册，如《 拉贾斯坦印象》、《永远的托斯卡纳》、《托斯卡纳村庄》、《尼泊尔——色彩和光》、《普罗旺斯，饮食精神》、《托斯卡纳，饮食精神》等等。他的作品不仅会吸引人们前去旅游观光，还能让人们充分领略到他从人类、自然、文化中捕捉到的美。

艰苦旅行
　　Bruno 说，自己首先是个旅行家，其次才是摄影师。可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轻便旅行”。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随身携带下面这些东西：“电脑是必需的，每天我都用它来与我的代理商联系，睡前也会用它来处理我的摄影作品。其次是相机，我随身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NikonD700，与之相配的有四个镜头。另一个是胶片相机哈苏，它也有三个镜头。还有三脚架。”
　　行李里还有少量的衣服。Bruno有一件在冰岛买的登山服，不算厚，可是很保暖，能抵得上三四件普通毛衣的御寒力。去寒冷的地方，Bruno只要把登山服套在T 恤外面。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差不多有70 斤。他带着这些物品，走过中国、蒙古，穿过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舍夫沙万，还有他的第二故乡尼泊尔。
　　尼泊尔之行是Bruno 人生的转折点。18 岁之前，他是个害羞的男孩。即使现在也还是这样，他喜欢给别人看他拍的照片，可是不会给别人看他本人的照片。“拍照时，我就躲在相机后面。我可以躲在相机后面和陌生人打招呼，如果没有相机，我也不敢面对面地和别人打招呼。”18 岁之前，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巴黎，只是偶尔去出生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看看。18 岁时，没有钱的他和一群和他一样没钱的旅行者一起去尼泊尔旅行，一待就是两个月，从此开始了身兼旅行者和摄影师这双重身份的漫长征程。
　　尼泊尔的夏天很凉爽，Bruno 喜欢在黄昏时任微风吹过面颊，欣赏泊尔少女的曼妙身材。随处可见的庄严寺庙和巍峨山峰让他常有片刻的窒息感，还有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和民族服装。所有东方风情的元素把这个初出茅庐的法国小伙子彻底征服了。
　　当时Bruno 还是建筑系的学生。旅途中看到的一本小册子改变了他的生活。册子上有一句话：“自主的人必然喜爱冒险。”从此，Bruno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像一个流亡者一样浪迹世界，抛开了建筑的学业，抛开了一切束缚，立志要成为一个自主的人。
　　Bruno 尼泊尔当了一段时间的法语导游。Bruno所掌握的语言中，除了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还有尼泊尔语，以及一点点的印度语和乌尔都语。
　　第一次旅行有些艰苦，他坐在不怎么舒服的坐垫上游历了尼泊尔。“从这第一次漫长的旅行开始，我就已经知道怎样让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
　　适应环境对Bruno 来说不是什么难题。“我不会像一般法国人那样计较别处的生活是不是很法式，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觉得很舒适。”
　　这次，Bruno 只身来广西。在阳朔的时候，他租了辆摩托车，到处走，一切都靠自己。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会通过旅行社找一个会说英语的导游，通常是600 元一天。但是中国是一个语言交流很困难的国家，在中国的偏远山区，英语不太普及，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极为不同，甚至连手势都无法沟通。因此当有一次在贵州找到一个会说英语还懂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导游兼司机，Bruno 开心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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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弱内心
　　Bruno 喜欢随性拍照，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不用花太多时间准备行程。他会带上《孤独星球》和各地英语地图，这些是他最好的旅游指南。笔记本必不可少，用来记下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民族和村庄以及人的名字。比如在中国，他要求导游帮他写下相应的中文拼音，便于记忆。
　　有时，兴致上来了，他会给自己的照片配上文字。他说自己不擅长写字，一两页还行，十多页的文章要耗上他一个星期。
　　“最初，他们备受尊敬。这些身着黑色衣服的人，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繁华地带穿梭。市区的公寓墙上，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巨幅画像，这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一些头裹缠巾的毛拉手提公文箱，匆匆进出于写字楼。
　　现在他们的境况似乎有些窘迫。祈祷的声音被城市嘈杂的声音淹没，清真寺几乎人迹罕至，公园里有大胆向女孩献殷勤的年轻人。年轻女孩公然化妆，男孩子身着画有美国摇滚歌星的T 恤衫。德黑兰的高楼大厦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和伦敦、巴黎的夜晚无甚差别。虽然德黑兰不能代表整个伊朗的变化，但是伊朗确实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那个古老的国家了。”
　　Bruno 的文字和他的图片一样，透露出洞悉和睿智。他喜欢充满了神秘感的东方国度，对它们一天天的富裕和现代化感到欣慰，也流露出遗憾。
　　他很坦率地说，他对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但是对于我，一个拍摄者来说，我不用去理解细节，比如为什么这个手指是蓝色，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我关心的是我的画面的美丽。如果我拍出一个人来，大家觉得这个照片很美，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伊斯兰教的神秘感、诗歌、音乐吸引着他。他进到教徒们的朝圣队伍中，捕捉他们在月光下的面孔、眼神；一直拍打胸膛向真主表达忠心的伊朗教徒，用一生时间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的巴基斯坦朝圣老人的故事，让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Bruno 有如经历一场洗礼；听到苗族人的歌声时，他会被深深打动；与那些短暂相处的人说再见的时候，他总是不忍地流下眼泪。Bruno 并不像一个长期旅行者那样对很多情景习以为常，他总是用最敏感的内心去体会遇到的人和事。
　　“吸引我成为摄影师的，正是不断地捕捉着生命片断的机会：生命中优美的姿势、简单的动作，梳着乌黑头发的尼泊尔妇女、抱着皮球准备跳上车的古巴男孩、搽了脂粉的男人或是女人、在自家院落的地上和墙上画画的拉贾斯坦妇女。就像是法国近代诗人雅克·普莱维尔的诗歌—十分口语、朴实，但是平凡的词语中有奇异的想象和震撼人的力量。他的语言揭开了平凡生活的每一真实时刻，却又远远超越生活的真实。我更容易被画面感动，而不是被新闻报道。”

无缘战地记者
　　Bruno 看见过贫穷和战争，可他对悲哀和苦难并不感兴趣，他的照片中只有安静祥和。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经想过成为战地摄影师。
　　1984 年，他和一个记者一起去巴基斯坦工作，大多数年轻的摄影师总幻想能做战地摄影记者，Bruno 也一样，很兴奋地准备完成第一次战地摄影任务。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周，他处处小心翼翼，但什么也没发生，他觉得有些沮丧；可是当战争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却一张照片也没有拍成，只是想着战争何时能结束。“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做一个战地记者。战争实在非常恐怖，它让我紧张得无法拿稳相机。”
　　Bruno 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发抖的样子。说到害怕战争，他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又有点嘲笑当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后来他选择了无关政治和战争的旅游摄影，把美好的事物展示给人们看，虽然拍照的过程依然很艰辛，但是Bruno 喜欢“自讨苦吃”。没水洗澡是经常发生的事，在尼泊尔的时候，他连续5 个星期没洗澡。如果去山上拍照，几个月洗不到澡是家常便饭，Bruno 只能在途经河流的时候用河水稍微清洗一下。
　　Bruno 也遇到过骗子和小偷。当他感觉不对劲的时候，通常能敏锐地感觉到，于是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但是有一次疏忽大意，出去拍摄的时候忘了关旅馆门，回来以后东西都不见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我会和好人在一起，远离坏人。”
　　但和伊朗的两次“警察局之旅”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凌晨六点钟Bruno 爬上一个超级市场的楼顶拍晨曦，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带走了。“他们不会说英语，我示意说想打电话他们也不允许，过了一会儿我饿了想找东西吃也被拒绝了。又过了两个小时，来了个会说英语的警察，我才知道，之前的两个人是便衣警察，他们怀疑我是间谍，在偷拍照片。这个懂英语的警察同意我联系了我的导游，又拿走了我的相机，弄出了我的照片发现没什么异常才让我离开。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6 个小时，底片也毁了，因为他们洗照片的技术很差。”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在巴基斯坦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Bruno 正在拍一位戴着面纱的妇女，又被一位便衣警察抓住了。“他拿走了我的相机，我只能大叫‘不不不’，因为我不想再去一次警察局，也不想我的照片再被毁了。我钻进我的车，带着他去了我的旅馆，给他看了护照，才解决了问题。”
　　Bruno 像一根随风飘摇的蒲公英，哪里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喜欢法国和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在托斯卡纳艳阳下品尝红酒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可是，在第二故乡尼泊尔，他体会到了另一种从容泰然的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很贫穷，可我们脸上总有笑容”—这是尼泊尔当地人常说的一句话。
　　然而对于贫穷，Bruno 始终不能释怀，甚至愤怒。“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些国家什么都有，物质富足。有些国家什么都没有，只有悲伤、战乱和贫穷。”
　　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个六岁的女儿，患上一种疑难杂症，尼泊尔落后的医疗水平没法治疗。Bruno 和他的朋友在网上搜索，发现法国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技术和医生，可治疗费用高达30 万欧元。
　　但是小女孩的家里很穷，没法飞法国，更不用说30 万欧元的治疗费了。于是Bruno 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筹款委员会，也向法国的医院申请免费治疗。一个月后，医院同意免费，可那个小女孩已经不行了。“如果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她一定会获得救治。就因为她在尼泊尔，找出病因就用了两个月，筹款又用了一个月，整整耽误了三个月。
　　而我呢？可以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在尼泊尔，明天在巴黎。我们需要与贫穷的人们分享更多，我们所分享的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