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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很壮观:1990-2005年的中国设计教育
信息来源:中国创意同盟 文章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时间:2013-08-11

前言

前几天收到马蒂亚斯教授这篇文章,看后,我深深为之感动,一个老人,年过花甲,远在万里,本可以在海滩或者在自家花园享受夕阳无限好,然而他的心却始终惦记着中国的设计教育事业,在此文中,老人对国内现行的设计教育体制所提出的批判和建议,是他近二十年来、考察了中国几十所大专院校之后所得,正像他非常谦虚地自称为一个“局外人”的一番“局内”思考的那样,把他在中国所闻、所见、所思都一览无余地痛快表达出来,我敬佩这种勇气。征得马蒂亚斯教授同意后现将此文发表,也希望同行提出意见,不负“老马”一片“爱国”之心。
 
王小松教授 浙江大学艺术学院视觉传达系主任
 
作者简介:盖尔哈特·马蒂亚斯(Prof. Gerhard Mathias),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自 1989 年以来,在中国许多高校从事艺术教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间被多所高校聘为荣誉教授,2000 年创办“马蒂亚斯国际设计学院”(重庆)。
 
1990 年,我首次涉足当时堪称“荒漠”的中国设计界。那时候,中国的“设计版图”还能让人一目了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值得敬重的老牌艺术院校对“设计”这一新概念有所关注。与当时政治上的正确认识相应,设计开始被视为开启工业和经济之门的重要的钥匙之一。上述几个学校那会儿还很穷,教设计的教师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艺术家,不仅年事已高,而且几乎都曾在文革中饱受摧残,差一点就被摧毁。
设计该怎样并且为何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设计”这一新概念与“装饰”或“艺术”这些古老概念区别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时尚无人问津。尽管带着些许难受的心情,今天我却愿意回顾那个时代的情形,回忆那些好学上进因而兴趣盎然的学生们,跟他们在一起确实可以教学相长地愉快合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留学国外,归国后便迅速取代了那些老化的师资。
毋庸置疑,这一步伐在当时是正确的,然而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说在那以前,中国设计界还是有意无意地——此时便是完全有意识地——“拷贝”国外的一切设计:从日本到俄罗斯,从美国到德国,直至法国;并美其名曰“国际设计”。上个世纪90 年代的一次国内设计大赛便是对此情况的一份具体的事后明证。直到90年代末期,才可以判定,中国设计开始经历一次至关重要的、以中国文化为指归的转向。
中国设计跟外国设计区别何在? 中国设计的特征是什么? 
这两者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期盼获得解答的重大问题。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不只是一次体育盛会。中国将借此机会向世界表明,它的国际形象本不应像现今这样糟。 
中国的设计已经向前迈出了得到公认的一大步,而且我也希望,中国人能继续一路走好。为此目的,我们亟需培养的,绝不是数十万能力平平的设计师;而是,我们最需要培养出数百名受过最精良的教育的顶尖人物——我们要的是设计精英!然而,纵观当今中国的设计教育,其现状究竟如何呢?
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愤慨,我耳闻目睹了时下正在发生的深刻巨变。面对这种巨变,我打算作出的决定乃是:要么,我不跟这种教育体制“玩”了,否则,日后我会因为自己曾为这种不良发展势头推波助澜而深感愧疚;要么,我就准备同这种体制长期斗争,以促使它能向一个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简言之,目前国内设计教育的问题可以概括如下: 
要规模不要档次——求数量不求质量; 
追逐利益而不负责任; 目光短浅,不计未来; 单从表面上看,中国设计教育界眼下一派繁荣。此间在中国大地上,艺术和设计院系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它们凭着各自漂亮壮观的“门面”,年年竞相吞入多达数十万的艺术和设计系新生。于是乎,搞设计突然成为国内的时髦行当。几乎每一所大学都为自己弄了一个设计系。在中国,有钱学设计的学生有的是。前来报考的人数多得惊人。艺术和设计院系顿时蜕变为一家家营利企业。其产品就是一批又一批从有缺陷的教育流水线上培训出来的次品毕业生:可他们刚出校门就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对设计人员的要求,更遑论去担当设计教学之重任。
乍一看,这些院系的师生比例似乎是适当的。然而,只需稍微留意一下它们的师资,就会很快发现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中国高校急剧扩招,学生人数猛增,校方就像找零工一样,把凡是请得到的各色人等都变成了设计教师,尤其是那些在大学毕业后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的人。结果可想而知:这类教师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教学和实践经验少得可怜。我常常遇到一些青年教师,他们自己甚至连大学都还没毕业,就已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同时承担教学任务。正是这些普通青年教师的不得已承担了大量教学负担,便为其他某些教师腾出了时间从事更有利可图的业务。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想以偏概全;因为事实上,在中国确实有许许多多优秀、敬业的设计教师赢得了我毫无保留的欣赏和高度敬重。我谨希望,这样的教师多多益善。设计在线.中国
在我看来,中国的设计教育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巨大泡沫。这种教育正在不负责任地背离它本应担负的革新社会的使命,而一门心思地遵循资本主义的利益最大原则。这种现象,人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教育剥削”。
除了盲目扩招带来的设计教育过度膨胀这一基本问题,在我看来,中国设计教育界目前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可惜这个问题在我的中国同行们眼里,似乎无足轻重。我要说的,正是中国的高考招生制度! 
这种制度早就应该遭到批判,因为它往往把一些真有天赋和才能的考生拒之门外。考生的政治和数学成绩好,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具备足够的艺术思维或创造力。因为,倘若学生不具有相应的禀赋,即使最好的教师也难以在塑造学生的艺术人格上有所作为。因此不妨说,在中国,从大街上找来的设计师可能往往要比出自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更优秀。在欧洲,人们都深知,艺术和设计院系的招牌含金量,恰好不取决于其教学人员的质量,而是取决于其生源的质量。每当我在中国较长时间辅导一个人数较多的班级时,最后我总能得到几乎相同的印象: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真正具备上大学的素质。有五分之二的学生之所以来学设计,仅仅由于这是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安排的,而他们自己对设计兴趣不大。其余五分之二的学生对设计则是毫无兴趣。这种态度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其实早在数年之前,人们就想杜绝这类学生进入设计院系。而在当前以利益驱动为特征的教育形势下,人们已经放弃了那种努力。无论如何,对设计既无兴趣又无天分的学生,其大学生涯无异于浪费时间。
总之,在过去的四年间,中国的设计教育状况是急剧地恶化了!这种恶化也包括,当今的艺术系学生已经不再具备以前的大学生普遍拥有的扎实的手上功夫,特别是手绘能力。时下,既然电脑已无孔不入,占据了教育的中心位置。那为什么还要学生们手绘或者自己拍摄图片? 取而代之的则是出自电视画面的图像世界。可是这些作为设计成品的图像,却不再能让人在脑海里形成相应的故事和形象。同时,当今的学生们读书越来越少,结果想象力和创造力便随之萎缩了!于是,大家都只能无尽地、周而复始地“拷贝”那些已有的东西,同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行径是一种犯罪。拷贝就是“剽窃”,实质上就是窃取他人的精神财产。
常常同样令我惊诧的是,中国的大学新生们往往显得天真幼稚,很不懂事。他们无一例外都还处在青春期末期,而在这个阶段的人,其学习能力是有限的。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中国高校占主导地位的教学体系,不能迅速促成这些还极不成熟的新生们的自我人格发展进程;而知识的传授,则不像在真正的大学里那样,倒像在中小学一样,依然是灌输式的。不堪重负的老师们用林林总总的教学内容和作业,使大学生们(他们跟中小学生们没什么两样)也不堪重负。而这一切都让学生们无暇自己通过主动的学习积累经验或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中国,人们似乎不懂“独立学习”这个概念的含义;或者说,恰好相反,他们是在蓄意妨碍学生们独立学习。就“独立学习”这一概念而言,积极主动地学习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学学习的最有效率的体系。大学学习首要的是自由,老师要教会学生,具有责任感地对待自己的自由。培养只懂专业的书呆子是不够的,要培养具有高度的专业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人才。可惜由于目前的盲目扩招,学生数量激增,老师们已不再可能如孔夫子所言“因材施教”地逐一促进各位同学的天资。
在中国,不少新建的设计院系位置远离城区,就像美丽的“世外桃源”,远离社会;于是也就难以培养学生本应必备的社会能力。既然设计的目的不是为设计者,而是为了社会,就必须要求学生们了解、亲近和融入社会。 
不仅如此,在中国,将来即便再有几十万这类受过这种高等教育的设计师,他们也无法从文化层面上改变中国未来的设计环境,倘若一直缺乏有利于设计教育的、相应的社会文化结构。在中国,根本缺乏欧洲早在幼儿园就已开始进行的设计教育。这里也没有什么设计和视觉传达博物馆,能让普通百姓都知道设计的一般概念,能解释什么是好的和不好的设计。
而且几乎也没有能向人们展示现代艺术发展历程的艺术馆。进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亚文化的发展,还在萌芽状态就已被窒息、被阻断。对青少年的强迫式教育手段和无处不在的监管,无不阻碍着青少年文化的每一种可能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没人教导企业家们,让他们明白“设计”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自然就以为,他们自己就是设计者,从而就把受过专门训练的设计人员仅仅看作执行其指令的帮佣。好的创意和设计因此常常就失败在设计者和客户之间的对话过程中。设计者认为,一旦客户满意了,他们的任务也就大功告成了。大街上的老百姓凭什么要对所谓优秀设计感兴趣并且慷慨解囊购买那些好的设计产品呢,既然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八都对“什么是设计”一无所知? 
在中国,文化和设计一直都还没有被视为对经济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并得到相应的认同。文化不是奢侈品,也不只是额外开销。 文化是存在于整个社会语境中的一种潜能。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们纷纷涌向上海而不是重庆?其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上海的生活水平很高,而是因为,在那里,经济和文化以及工作和娱乐之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协调发展水平,他们能够在那里理所当然地享受这种协调。只要人们不仅认为,文化只是一种指向过去的东西,而是也承认,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不可舍弃的社会进程,文化环境就将总处于可干预的状态。
我很清楚,我对中国设计教育的这一番评述,可能会让我在中国交不到朋友。可是在一些私下的交谈中,我的上述几乎所有论据都得到了有关高校领导、教授、教员特别是广大同学的的证实。然而,即使在这类私人交流中,我也看得出来,对于改变上述现状,他们个个都显得无能无力;因为在他们眼里,本该对上述问题负起责任的人,似乎总是他们各自的上一级领导。而在正式场合,大家都表示:什么问题都没有!!!
而我自己受到的教育告诉我,如果人们对所存在的问题都保持沉默,那就永远也别指望问题会得到解决。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说过,必须实事求是。因此,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确证问题之所在。而我之所以斗胆来进行这种确证,正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由此迈出改变上述不良现状的第一步,并借以引发有关人士进行一场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在过去的十五年,我一直致力于改善中国设计教育的质量,现在,我仍然毫不气馁,我更愿意行动起来,并请求所有的人都同样积极地行动起来。 
祝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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