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余秉楠教授

视觉同盟：此次您的执教50年设计作品展是如何策划的。
余秉楠：这个展览是清华美院视觉传达系主办的，一开始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也不太愿意搞，觉得很平常，没什么东西。后来系里谈到主要是为系里的学生能留下一些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不管东西多少，东西好坏，让同学们了解一下。我们那个年代从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经过文革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因为国家培养，我到德国去留学。在这么一个动乱的时期，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让他们了解一下。决定要做就应该是全力以赴的，我们准备了比较长，将近一年，从同意办这个展览，系里要经过院里的批准，然后把系里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都参与进来，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展览很重视，对于我本人来说也觉得挺感动的，大家这么重视。但是我总觉得会有很多遗憾，因为我们处的年代是比较动荡的年代，工作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所以会有些遗憾。自己总觉得不太理想，拿出来的东西，能够看得出来是有点落后的，不像现在的设计师的东西很符合时代的节奏。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让同学们了解一下，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

展览海报中英文字体为“友谊体”

视觉同盟：请您谈谈您设计的这套“友谊体”的字体设计？
余秉楠：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字体设计德国就很重视，这几十年来的经验，字体设计是一切设计的基础，尤其是平面设计。因为平面设计离不开印刷，离不开字体，同学们有很多基础课，学素描，图案，但是往往忽略了字体，而字体正好是平面设计的基础，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一些要素，一些规律，和平面设计是一样的。譬如对比、黑白、节奏这样一些平面设计的规律，在字体当中都能体现出来。但是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学校里面，甚至包括社会上，对字体并不重视，我们看大街上的那些商店的招牌，一般比较小的店，都写一写，错别字也挺多，写得也很糟糕。学校里的教育，对字体重视也不够，好像写上一个标题，一本书能够写一个书名就够了，再向下深入就不够了。反过来看我们的印刷品的字体，90%以上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可是日本又是从中国的宋版书，就是宋朝时代的一些木版书，把它拿去以后整理一下，就变成现在的铅字，销售给中国，中国自己没有人去做。所以这种情况很落后，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我们国家开始重视，文化部出版局，他们在上海、北京都成立了一些字体研究所，从事印刷字体的创写，这样有了中国自己的字体。所以从这两点来看，一个是它是平面设计的基础，再一个加上字体很落后。所以我差不多教了一辈子的字体设计，教了50年的字体设计，现在还在教。因此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我的一个重点，所以这幅字体是1960年写成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曲折。我刚去德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字体作为重点，主要是去学平面设计，后来到了这个学校以后，他们的书籍设计在欧洲是最好的，非常有名。这样正好教育部有一个留学生司，它的司长到那边看我们，在交谈当中谈到了这个情况，他就说好，这个书籍设计在我们国家是个缺门，我们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的地方，就学这个吧。这样一句话，我就学了书籍设计，到学校以后就让我写字，我很纳闷，写几个月，写的挺枯燥的。后来慢慢觉得静下心去了写着写着，从古代的罗马体一直写到现在的字体，等于把整个艺术史了解了一遍。

余秉楠教授与展览工作人员讨论展览策划

等到我写得差不多了，突然有一天东德的总理格罗提渥，他当时下来视察，视察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这个学校有三个中国留学生，那两个学版画的。视察到印刷工厂的时候，总理的秘书把我单独找到一个屋子里谈话，告诉了我一个情况，说格罗提渥总理在访华的时候跟周总理见过面，那时中国正在搞汉语拼音化，在谈话当中有意地提到想培养一个能够写拉丁字母的。这样我才明白这个任务是落到了我老师阿尔伯特•卡伯尔教授身上，然后开始有意识地在培养我写这幅字。所以这个“友谊体”就是这么出来的。为什么叫“友谊体”呢，因为从格罗提渥往下，一直到下面的工人，都非常重视。东德文化部拨了专款来生产这幅字体。当时我们两国的关系也非常好，为了体现这一点，所以就把它叫做“友谊体”。原来想1959年作为中国国庆十周年，作为国礼送给中国的。但是后来因为制作工艺比较慢，拖下来了。实际上是61年制作完成的，已经晚了2年了。一直到我毕业的那一年，1962年，我回国以后，这副字的铜模和铅字才送过来，通过中国驻德使馆交给文化部，文化部就给了文改会，文字改革委员会。但是不久就开始文革了，1966年开始文革，在这几年当中看到文改会并没有用这幅字来印什么东西。文革以后，我想他们不用的话我就要回来，要回来在我教学当中用。但是他们已经换了几届领导了，谁也不知道在哪儿，这幅字就这么消失了。到了1986年，我老师到工艺美院来讲课，讲课的时候，他知道这幅字没有了，我跟他说没有了。他就从他们学校印刷厂拿了一部分铅字来，送给学校。送的时候也是很慎重的，东德的大师一块儿来，交给我们院长了。但是这幅字没有过几年，在九十年代，学校把印刷厂卖掉，他们让我签个字，什么东西要留下的不能卖了，我第一个写的就是这幅字不能卖，最后还是卖掉。我听说以后，就马上去追，卖在郊区的一个社办印刷厂，追回来一部分，放在学校的地下室，后来中央工艺美院搬家到清华又找不到了，所以就没有了。幸亏我保存了原稿，要不然这幅字就没有了，此次展览中会展出原稿。 
在2006年，北大方正看中了这幅字，他们跟我签了个合同，他们要做，真的动手是2009年开始的，今年全部完成了。今年我发现了德国和英国两家公司都做了这副字。这副字的特点，当时德国人很重视，所以1989年颁发“谷滕堡”奖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这幅字，评语里提到了，说它是中西结合，中国的书法和拉丁字母的互相结合。我当时觉得自己写我的，哪儿想这么多。我用的笔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钢笔写字，我是用一支毛笔，旧的毛笔削一削，削成笔尖一样这么写的。写的比较有弹性，他们说有点像中国书法的顿笔一样，重一点比较粗，轻一点就比较细。这幅字创作的时候有两个思考，一个是它在拉丁字母中最优秀的字体就是两千年前的意大利，在罗马有个纪念柱，是他们一个特拉雅努斯皇帝出征以后凯旋归来，修了一个纪念柱。柱子上面像盘龙一样的，都是战争的场面。下面有一个门可以上去，门的上面有一块石碑，上面的字把它整理以后，两千年来就像中国的王羲之的字一样，成了范本，这个我是参考的。主要是学他的宽窄的比例，另外小写字母也根据他历史上最好的一种字，是法国卡罗琳王朝时期的，叫卡罗琳小写体，也是小写体的典范，也是根据它的比例，参考了这两种字体，把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就变成现在的，“友谊体”跟这两种字体的比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