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学院从事教学有些年，每年送走一茬一茬的同学，很想知道十年后的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过得好吗?这才能体现我们现在工作的意义，当然在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上巧遇自己的学生，更是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 

       这几年，突然出现了一些反思当代大学教育的书，肯定是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引起这么深刻的反省和质疑。社会的一般民众认为上大学是为了就业，现在就业出现了危机，于是开始质疑大学教育的问题。民众习惯了实用主义——有什么结果干什么事的社会环境，认为大学本科学习也是这样。我始终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是让我们的同学确立一种稳定的价值观，明确自己喜欢什么?什么才是未来为之付出一生努力仍然觉得有意义的选择。同时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掌握本专业知识，在毕业后的社会磨合中，利用自己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养活自己，并尽量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假如这样面对本科教育，价值观的培养永远是第一位，养活自己的技能应该放在第二位。一位同学在接受大学本科的教育后，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后想干什么!什么是自己一生为之努力不愿放弃的选择，这类同学的大学应该没有白读。 

      每年美术学院的本科招生，成了所在地城市的景观，从报名到考试的这一周，这个城市的媒体突然都聚焦起人满为患的艺考，仿佛艺术类招生是一个全民运动。每年的监考也让我内心无比沉重，一次自己系的本科招生，分管的副院长来巡考，在我耳边轻声问有没有好苗子，我小心地指指考场角落的一位小个女孩，黑黑瘦瘦，聚精会神，那种画画的状态，让我仿佛想起高考前的自己，轻声地对他说，那女孩画得真不错。副院长过去看了一眼，出门时又在我的耳边说，画得不错，考试这东西——也不一定。确实，来年的新生中没有发现记忆中的考生。在另一年考场的茫茫人海中，我轻声地问来考场巡视的曹立伟先生——这位“星星美展”老将：“您在美国多年，也在美国的高校当过教师，美国的美术类招生情况像我们这样么?”曹先生回答说：“美国的大学艺术招生，考生向报考学校寄一个含有自己资料的电子光盘，接着就是等通知面试，面试通过就上学。”我认真想了一下这个方法在中国是否可行，其结果是“画得不好的考生有可能作伪，寻找机会上学;画得好的考生担心别人作伪，挤了自己的机会”，最可行的是现行办法。中国的高考规章还算是各行各业中最严格的制度，估计决策层也明白，假如高考都失去诚信的底线，未来的社会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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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社会就业紧张的现状，我们的同学在大二就知道大学毕业就有可能失业，这个年龄段的他们，在承受充满诗意的青春烦恼之外，又平添早到的现实烦恼。四五年前的一个课间，一位湖南籍的同学一再问我，从高复到上学，辛辛苦苦!最后还找不到工作，读书有什么用?也就是上大学有什么用?确实，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我们中西部贫困地区，把孩子上大学当成家庭唯一的希望，那种父母和孩子含辛茹苦的付出，通过努力考上沿海城市的名牌大学之后，我们的社会还不能给他们要求并不高的就业希望，作为直接面对问题的我，没法回答“读书有什么用?”过了些天的课间，我只有从人生观、人对事业成功的不同理解，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以自己学校第一任院长林风眠为例，他从二十六岁留法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二十八岁来杭州任刚成立的国立艺术院院长，到解放后离开教职几乎赋闲，“文革”中锒铛入狱失去自由，晚年寄居香港。假如用当今世俗的眼光去看待林风眠的一生，那简直是一直走下坡路的一生，而他在艺术上的探求一直没有停顿，越到晚年越入化境，成为美术史不可回避的大家，也是我们学校为之光荣和骄傲的灵魂。我反问那位同学，林风眠先生失去自由的壮年和漂泊的晚年，希望又在那里? 

      道理总是可以讲，但真不能怪我们的同学现在这么想。在单位的一次班车上，几个下班的师傅聊单位后勤招工，十多位应届硕士来竞争一两个专业并不对口的岗位，言语之间一片唏嘘，流露出读大学无出路的看法，并为自己早些年没有参加高考就工作的事实感到庆幸。我在一旁倾听，内心中仿佛有不同意见，但一时半会儿又讲不出什么道理。 

       在社会出了问题时，我们的民众又习惯性地用“还不如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大学还包分配”一句话发泄，来遮蔽对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近几年大谈民国大学教育来反思当今大学教育出现的弊端，肯定有它的道理。也有人会说民国太远，体制不同，还是举几个1949年后的例子吧，谈谈我对问题的看法。教学中我一直鼓励现在的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几本自己喜欢的传记，会很有益处。这时，我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传记是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的，现实没有可操作性，又回到了唯“用”的思路，我只有苦口婆心地说，这个世界只有“相信”你才会“拥有”。传记的故事没有可操作性，那我们放弃文学性的描写，看一看身边艺术前辈的简历吧!仔细研究每一个艺术家的简历，你会发现又有谁是一帆风顺呢?读现在仍然活跃在艺坛的老将丁立人先生的简历，会带来无限的遐思。从小喜欢画画，高中阶段对养蜂感兴趣，高中毕业后考上南京大学生物系，一年后(1950年)由于对美术的爱好，退学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由于解放初期校园的现状不像他了解的样子，林风眠、关良、吴大羽等先生远离教职，他又入山东大学水产专业，在青岛上学的几年，课余学音乐画画;1956年在天津第22中学任教，1959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参与田间调查，画了大量的昆虫标本;1975年调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参加中国民间工艺协会，算是真正开始与美术有点瓜葛。计划经济时代或者当下，真正毕业就留在美术学院教书或者进画院吃皇粮的所谓专业画家，那是少之又少。1963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曾宓先生，分配到杭州王星记扇厂画扇子，文革期间受牢狱之灾，“文革”后平反，调到浙江画院从事专业创作。同年分配到王星记扇厂的同班同学朱豹卿先生，更是在扇厂画了一辈子的扇子，晚年告诉笔者，真正画画，应该是从退休开始。1965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友林先生，在毕业分配有限的选择时，近的是山东、江西，远的是甘肃，他觉得“离家一步和离家十步一样”，选择了去甘肃，最后落实在玉门的电影院画电影海报，“文革”后觉得夫妻这样两地分居不是长久之计，调回海宁老家剧团画了两年布景，再调回母校油画系。现在红遍大江南北的许江、罗中立辈，也就是所谓的“77、78级”，大多已是各地画坛师首，他们的履历上，哪一位字里行间不是流露出曾经沧桑后的喜悦。现在就业机会肯定比以前要多，只是我们的同学是否准备好适合自己岗位的能力，或者说是否有耐心等待获得和寻找适合自己岗位的时间;而对于艺术来说，是否像前辈那样成为自己生命的必需! 

       在当今社会普遍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好像上大学就是为了就业，假如大学以就业为目的来设计教育，把培养“社会有用人才”世俗化和功用化，大学校园将沦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那将是我们国家大学教育的悲哀。其实大学的本科教育，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年龄段确立一个稳定的人生观，一个对事物的判断能力。慢慢知道什么才是自己为之奋斗一生而不会后悔的选择，简单地说，就是在读完本科四年后明白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正如北大的钱理群先生在《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里说：“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的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其实早在民国，蔡元培先生就警告大学不要成为职业培训班。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千万不能仅仅是满足社会(市场)的需求，而是应该作为成长本身的教育。 

       这时要有同学问我，读书有什么用?现在的大学该怎样读?我会告诉他，上大学不仅是完成学分，上大学要读书，读书会使内心强大!读书会使人通达!读书会使我们成长过程中懂得选择!